联合国难民署于今年九月初发出警告称，试图逃向欧洲的难民死亡率已经升高。由于整体试图跨越边境的难民人数减少，这听上去就更加残酷了。
2018年1月至7月期间，从地中海中部跨越到欧洲的每18名难民中就有1人死亡。这一数字是2017年同期的两倍，当时每42名试图过境的难民和移民中有1人死亡。
今年夏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丑闻缠身。两个机构都被指责采取零容忍政策，将非法移民儿童与其父母分开。自2017年1月起，年度移民逮捕人数激增，从2016年的110568人增加到2017年的143470人。
虽然“难民危机”这一名词在2015年常被提到，但由于从叙利亚到委内瑞拉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甚至是科学家们正在预期的全球气候移民危机，使得大规模移民问题仍然是21世纪的核心议题之一。考虑到实现妥善移民政策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能否依靠去中心化的技术来改善这一情况呢？事实上是可以的。
全球护照
对饱受恐惧和饥饿摧残、流离失所或试图逃离战争的难民来说，第一个可能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文件的丢失。在紧急逃难期间，难民们可能丢掉了其护照、财产凭证或文凭，而在前往庇护国的途中也缺乏安全保障。反过来，当他们抵达新的国度后，就会在身份识别和接纳的繁琐程序中遇到麻烦和延迟。挪威难民委员会的研究发现，70％的叙利亚难民缺乏基本身份和财产所有权的证明文件。
对于接纳国来说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他们在获取新移民的重要信息方面遇到障碍，在面对无证件的难民时，移民局无法获得他们的健康状况、家庭关系或犯罪记录信息，也难以记录或验证任何有助于移民局做出决定的其他重要数据。毋庸置疑，这中间便会夹杂经济移民、逃犯甚至是导致难民生活被摧残的罪魁祸首--战争犯。
除了政府机构需要处理这些文件，在难民们获得庇护身份甚至拿到新护照后，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由于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约束，企业们可能会对已证实的文件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对于本国的专业人士来说，获得高质量和高薪的工作已经很困难了，而缺少文凭足以使求职者被拒之门外，不管其实际技能和职业经历有多么丰富。
在我们所生活的高度官僚化世界中，这种情况在无数的场景中发生。从公共医疗援助到银行信贷，缺乏必要的文件使难民们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这会导致他们回归基于种族或宗教的一些传统组织，难民们在接纳国受到冷漠对待时，这些组织能够对其提供一些补偿和援助。而这样的往复使得难民们很难被整合到接纳国社会中。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安全。在联合国难民署（UNHCR）建立的智能生物识别系统的支持下，难民们的个人身份被谨慎地重建。UNHCR对数百万难民进行登记，并将这些记录保存在一个数据库中。但有证据显示，这样中心化的系统较易受到攻击。UNCHR一篇官方报告提到，印度大型生物识别数据库，也是全球最大的人口数据库Aadhaar遭受严重破坏，而去年有消息称在互联网上购买此数据库的进入权限只需8美元。
资金和管理
但是，寻求庇护的难民到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合法移民还是有一段距离，即使带来的所需文件是齐全的，也并不是每个难民都能够搞定所有环节。尽管有大量的资金供应以及许多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但管理和资金问题仍然是移民政策的面临的严重缺陷。
在等待接纳国做出决定之前，难民们要在难民营和中心度过数个年月，而这些地方通常缺乏基本的舒适甚至安全。一轮又一轮的面谈、文件提交和申诉程序将他们与新的生活分离，他们也无法避免系统内的错误和无效沟通。而“数据上的小错误”的出现，将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资金分配是另一项充满官僚行为的过程，存在着很高的错误率和渎职风险。而出现错误的代价是非常高的。位于布里斯托的发展计划组织的研究人员估计，2011年捐助者报告的用于官方双边发展的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中，有至少220亿美元从未进入发展中国家。这笔钱反而被用于捐助国内的活动，或用于撤销或重新安排债务。《卫报》在其关于叙利亚危机期间希腊难民营效率的报道中谈到，引用一位匿名高级援助官员的官方估计，虽然得到了各国的资助，但100美元的资金中有高达70美元被浪费。
Human Rights Watch在其2017年的报告中发出警告称，捐助资金缺乏透明度，特别是用于为至少160万来自叙利亚的学龄儿童提供教育机会的资金 。非政府组织有数亿美元的捐助资金无法最终到账，这也突出了主要问题，其中包括缺乏捐助者资助的项目及其时间的信息，捐助者缺乏统一、详细和及时的报告。
芬兰的实验
芬兰，一个人口仅550万的国家，无法接纳大量难民。 2018年，其允许接纳的难民配额仅为750人，主要来自叙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邻国瑞典承诺接纳3400人。尽管如此，芬兰还是因在移民政策中使用有效技术而成为全球典范：该国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帮助新移民更快地适应新家园。
芬兰移民局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为难民提供预付万事达卡而非传统的现金支付，如今，该计划已实现数千名活跃的持卡人。该预付卡与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唯一数字身份相关联。这一系统由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初创公司MONI开发，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银行账户模拟系统。
人们可以使用他们的账户支付账单、购物或领取工资。每笔交易都被记录在由去中心化的网络维护的公共数据库中。这使移民局能够追踪持卡人及其支出情况。对于移民而言，MONI账户意味着一种简单易用的银行工具，也能永久性地向雇主核实身份。
索罗斯的秘密和联合国的应用
在2018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亿万富翁投资者及慈善家乔治索罗斯透露，他的机构已经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移民政策上：
“区块链技术是可以被积极利用的。我们实际上通过该技术帮助移民们与其家人沟通，保障他们的资金安全，以便于随身携带。”
然而在问答环节，索罗斯没有透露这一技术应用的细节，此后也没有分享任何额外信息。虽然这名亿万富翁有所保留，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移民援助的主要国际力量--联合国已经加强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2017年，作为联合国支持的项目的一部分，埃森哲与微软公司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身份识别网络，在不通过官方文件的情况下为全球11亿人提供法律认证。两家公司于ID2020第二次峰会期间在联合国总部公布了该网络的原型。
该工具的目的是在区块链上存储指纹或虹膜扫描两项生物识别数据，从而帮助个人证明身份，即使在丢失纸质文档的情况下也不受影响。该平台还将与商业和公共实体的现有记录保存系统相连接。埃森哲金融服务业务董事总经理David Treat甚至表示，这种数字身份是“基本的人权”：
“如果没有身份，人们将无法接受教育、获得金融服务或医疗服务等种种方面。这是对权利的剥夺，人们是会被社会边缘化的。”
联合国也不是第一次接触区块链了。这一多国机构举办了各种讨论创新技术的公共活动，并于2018年7月成立了“数字合作高级小组”，明确将区块链技术列入议程。 5月初，它与区块链平台IOTA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以探索该技术在提高效率上的作用。
该组织还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以太坊区块链应用，用于一项近代慈善事业。 2017年5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向难民提供可以在参与市场中进行兑换的基于加密货币的代金券，为数千名叙利亚难民提供援助。
代表未公开数量的约旦第纳尔的特殊加密优惠券代码已被发送到数十家商店。收银员只需通过眼部扫描设施来验证用户的身份。据称这一为10000名叙利亚难民提供服务的项目，每月为该机构节省15万美元，还免去了98％的相关银行转账费。
2018年2月，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Robert Opp向彭博社表示，联合国将扩展其区块链支付系统。该机构希望通基于以太坊数字货币网络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来省去数百万美元的银行转账费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方网站提到，截至2018年1月，超过10万名居住在难民营的难民通过该系统得到了援助。该项目将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在下一阶段涵盖约旦的全部50万叙利亚难民。
包括联合国项目服务办公室（UNOPS）、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和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在内的一批组织正在将能够帮助提供国际援助的区块链应用纳入考虑，特别是供应链管理工具、支付自我审计、身份管理和数据存储功能。
当然，区块链也并非无所不能，移民政策面对的诸多政治问题无法被解决。区块链只是一种技术工具，虽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工具，但它无法将同情心播种给种难民歧视者，也不会保证难民能成功地融入当地文化或找到高薪、有意义和受社会保护的工作。它对政策是有帮助的，但无法代替政治意愿。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忽略区块链对接纳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所承诺的控制程度本身的争议性。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以其大无畏的无政府主义和加密货币友好的根源为荣，这无疑向政府和金融系统的权力发出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区块链在给政府移民机构提供的生物控制技术中，也会存在一定的缺陷。
只要还有战争、饥饿和不平等、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以及缺乏对边界和国家问题的最终的、哲学的解决方案，移民问题必将是热门话题。但区块链能做的是帮助难民获得更加透明和慷慨的经济援助，保存他们的重要文件，并跟踪整个申请过程，避免出现任何人为错误。听起来还算是个不错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