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去世前不久，祖父说过一句让我觉得有点可笑、也有点老派的话。
他宣称自己不信任银行，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如何支配他的钱。那时我嗤之以鼻，偏执的老家伙！但事实证明，我应该向他道歉。
我们在他家四处走动时，他指向一面偏白的墙，前面摆着一张不太舒服的沙发。这件异常丑陋的家具在原地待了十多年。
墙上有扇小小的方形门，往里推开就是一个可以爬进去的空间。里面有上世纪70年代的包装盒、被啃坏了一些的桌游以及不重要的文件，像松鼠过冬般囤着，仿佛有朝一日能抵御严冬。
祖父把我的手电筒引向一个棕色的气泡信封，藏在我真心希望不是裸露石棉的旁边。我把信封取出递给他。他借机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他为我攻读硕士学位感到自豪，也知道这是一笔经济负担，所以想帮帮忙。信封里是一沓发霉的现金，用一根几乎腐烂的橡皮筋捆着。
这段话很有意义，但接下来的一番话，则用了十多年才在我心中落地。我问他为什么把现金藏在墙里，他解释说，他的大部分积蓄都藏在家里：在书里、在衣柜里、在床垫下。事实上，他还打趣说，一旦他去世，在房子出售前我必须把房子翻个底朝天。
结果，他确实离世了，我们也确实把每一道裂缝和每个缝隙都检查了一遍，确实找到了他的大部分积蓄。有些现金陈旧到我们担心银行都未必愿意兑换成现行法定货币，不过通胀无论如何已经掠夺了这些钱的大部分购买力——法币的两个骗局，留待另文详述。
祖父在战时伦敦的贫困中长大，这让他对货币的极端谨慎刻进了骨子里：钱是稀缺的。尽管如此，他的哲学是正确的，这些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祖父母那一代人极度保护隐私，当时隐私还是一项基本人权。我知道，听起来多么古雅。
1950年，一位名为Harry Willcock的司机在伦敦被拦下，警察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这是一项在二战爆发之初引入的不幸要求。
Harry拒绝出示证件，随后被捕。根据随后的法律诉讼中负责审理的首席大法官所言，身份证如今已被用于超出最初目的的用途。于是，它们被废止了。
在20世纪50年代，隐私是大多数人的默认值，这也导致人们对任何类似监视的事物保持警惕，尽管当时监视并不多。就在70年前，监视还罕见、劳动密集且昂贵，通常意味着有人实体跟踪你，可能还穿着风衣。
交谈、现金支付和公共交通都不会留下永久记录。即便产生记录，也主要是纸面且更重要的是相互孤立。你很难跨库对照，这就是律师所称的“practical obscurity”。
如今，监控已成新的基线，我们的数据被成规模地采集、出售并交叉比对。
我的祖父会厌恶这种现代方式。他在不知不觉间就是一名密码朋克，而这些价值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侵蚀。
隐私、自我主权、去中心化：趁还不晚
近来冒头的隐私叙事可以归因为诸多原因，但更像是一场绝望却又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战。
社会不知何故已被压抑到连帮助隐私的工具都被妖魔化的地步。Vitalik Buterin使用混币器进行捐款，却遭到暗示性的指责，仿佛因此就显得可疑。Buterin回应那句简单却具有标志性的话：“隐私是正常的。”
人们似乎认为渴望隐私就一定意味着你在隐藏什么，但正如Bitcoin Policy UK的CEO Susie Violet Ward曾反问：“你家里有窗帘吧，不是吗？”
Eric Hughes在1993年的《A Cypherpunk Manifesto》中写道：“隐私是电子时代开放社会所必需的。隐私不是秘密。私人事务是不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事，秘密事务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隐私是有选择地向世界揭示自我的能力。”
自我主权已沿着隐私的下行轨迹一路下滑。对身份、数据乃至财产的控制权正年复一年被稳步剥夺。我们几乎以一种“证件请出示”的方式，不得不向几乎所有我们希望互动的中心化机构递交身份证明。
在财产领域，“维修权”之争也是因为各类制造商，大到汽车小到手机，都在“筑墙添篱”。
这些问题并非不良分子的担忧，我们也无需低声细语。隐私 本就是常态，正如对生活诸多线索的自主，以及在公平、务实的去中心化环境下行事的权利。
正因如此，Cointelegraph推出了全新节目，聚焦这些基本人权的沦丧，邀请权威专家、远见者及致力于自由隐私未来工具的建设者，为信奉公民权利的数字异见者发声。
因为加密朋克的价值观正在衰退。
但它们尚未消亡。
自1月8日周四起每周和密码学、隐私与去中心化领域的一些最知名人物将与Robert Baggs一道，探讨这些价值如何在一个日益中心化、以监控为导向的社会形态中延续。
